领导干部讲党课，宣讲马克思主义、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时事政治、解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在讲党课中高屋建瓴、说理透彻，并密切联系中国革命斗争实际进行权威的讲解，效果更好。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体力行，亲自讲党课，作出了表率。
“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了，开始将当一名教师作为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美国记者斯诺曾说：“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毛泽东早年在培养小学教员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学的专业是师范教育。
在此期间，毛泽东筹办工人夜学，并兼任甲班的历史课教师，以通俗、生动的讲授方法，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担任“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的讲授工作，其中“中国农民问题”达23课时。1927年3月至6月，毛泽东又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课程。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教导队开学后，毛泽东很关心学员，经常抽空来给他们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在江西中央苏区，毛泽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员讲授“苏维埃运动史”课程，并常去苏维埃大学作《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的报告。
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经常到延安的一些高校讲党课。有一次，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让学员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他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
据统计，仅从1938年3月至年底的10个月中，毛泽东就为“抗大”等在延安的学校开学、期中、毕业讲话多达40余次。从1936年10月27日至西安事变发生这段时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开设并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程。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又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每周二、四上午上课，每次4学时，下午参加学员讨论，总共达到110多学时。毛泽东日后回忆说：“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陕北公学讲过哲学，做过《中国宪政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报告。据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有一个时期，毛主席经常到陕北公学来，陕公的教员和干部见到毛主席就说：‘教员，给我们讲讲形势吧！’（毛泽东说他是教员出身，所以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教员’）他也很高兴答应作报告。”毛泽东第一次到陕公讲哲学课时，一开头就说：“今天跟你们讲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哲学问题，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大问题，学员们真是闻所未闻。毛泽东先讲唯物论和唯心论，后讲反映论和辩证法。这个讲稿后来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这说明，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最先是在陕北公学讲的，后来才在“抗大”讲授。对此事，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前夕曾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
毛泽东曾深有体会地回忆他在“抗大”讲党课时的情形：“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脱离实际的讲课不仅使学生缺乏兴趣，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严肃批评了当时根据地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的做法，强调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还将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及时地充实到教学内容中，而且用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中的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下，“抗大”要求教员在讲授时，“每一抽象的概念的说明，都必须证之以具体的例证；每一具体经验的讲述，应当引导向一定的原则”。在讲述任何革命理论时，“都必须特别注意到与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以及与学生所切身经验过或者所能体验到的许多实际工作实际斗争相联系”。《鲁迅艺术文学院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中也明确规定：“理论课的讲授，力求材料丰富具体，并注意联系当前政治上文化上的具体策略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后，还允许学员写条子提问题，并随即予以解答，因而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教学，认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影响下，“抗大”讲课不是注入式、不是讲演式、也不是简单的问答式，其基本方式是启发式。启发式教学法的具体做法是从近到远，从局部到整体，把大问题分解成若干小问题，启发诱导学员从问题的各个侧面了解问题的全面，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从事物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
“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
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善于根据说服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因人施言、对症下药，激起了教育对象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他强调：“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毛泽东指出：“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和要求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时，首先要放下官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针对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毛泽东要求“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在给工人夜校上课时，一次毛泽东先在黑板上写下“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工人们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命苦，说工人没出息，其实，说起来工人的力量最大。他然后提高声音说，大家不是说天最大吗？什么是“天”？他指着黑板上写好的“工人”两个大字说：“大家看，‘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他边说边在黑板上把“工”和“人”两个字上下连起写出一个“天”字，又指着“天”字启发工人们说，大家都说工人没出息的，我看工人是大有出息，关键是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力量大如天。譬如一颗小石子，用脚一踢就踢走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粘成一块大石头，那就搬也搬不动了。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讲课中十分注重根据学员特点来说明问题。据当时的学员回忆，有一次毛泽东讲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一边画、一边讲，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接着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都可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这种形象化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延安时期，毛泽东每次讲党课时，总是事前了解学员干部的思想情况，语言的针对性强。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每次讲课的前一天夜里，都在红大窑洞附近的大树前挂上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在“抗大”上党课时，毛泽东每次都利用课间休息20分钟的时间，找学员交谈，了解学员来延安以前在各地区的情况，同时也征求大家对他讲课的意见。然后，针对学员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毛泽东有一次讲到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的人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曾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斗。于是没等毛泽东讲完，就有一个学员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一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抗大”针对学员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斗争经验丰富、文化水平较低、理论基础薄弱的学员，采取启发式、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启发他们积极思考，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理解能力较强却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则采取讲演式、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毛泽东讲党课时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且富于变化，而且十分注意语言艺术，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学员们的欢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曾说过：“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
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学校的师生们听说抓住了蒋介石，都欣喜若狂。可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少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给学员上课，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为了动员满腔热情的革命青年离开粮食缺乏的延安，转战洛川，他就以“肚先生”为话题说：“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里咕噜的，这个人是谁呀？”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你们的肚子喽！”顿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你们别笑了”，毛泽东又接着说：“不相信试试看，谁敢同这个‘肚先生’较量较量？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学家叫老子，他非常信这个邪。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接着，他把话转入了正题，说：“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把饭吃饱，解决‘肚先生’问题。所谓‘就食’，就是古人所说的‘就粮’，也就是把人带到积粮甚多的地方去找饭吃。今天，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同志们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学习好、训练好，做好抗日的准备。”毛泽东语言风趣幽默，道理实实在在。在笑声中，大家思想都通了。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谈到党内存在的“学风”“党风”“文风”有些不正时，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从而形象地说明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必要性。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帮助揭示其错误的性质及原因，毛泽东在讲党课时形象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形象地说明了书本知识与实际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
在“抗大”讲党课时，毛泽东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举了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生动例子。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毛泽东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例子。在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时，毛泽东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他伸出一个指头去戳一块木板，木板没有变化；他又拿出一根锥子去扎木板，一会儿就扎透了。他说打仗也是这样，我们的力量越大越好，和敌人的接触面越小越好，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从而通俗地说明了歼灭战的重要意义。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上党课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我们正面和他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毛泽东讲党课面临的对象来源复杂，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但毛泽东“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能吸引着每一个人，使文化水平低的感到通俗易懂，文化水平高的也不觉得粗浅。萧三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评论毛泽东道：“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